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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书笔记—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

01与汉代相比,唐代政府组织机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我们知道,汉代是由丞相一人掌管着全国行政大权的;而唐代则是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,由多人共同负责,凡事需经各部门之间的会议而决定。

01

与汉代相比,唐代政府组织机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我们知道,汉代是由丞相一人掌管着全国行政大权的;而唐代则是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,由多人共同负责,凡事需经各部门之间的会议而决定。

也就是说,唐朝将汉朝的三公九卿归并成了“三省”,分别为中书省、门下省和尚书省。此三省职权会合,才相当于一个汉朝的丞相,而监察权还并不在内。

中书省负责发布政府的一切最高命令,也就是皇帝的诏书,这在唐朝叫做“敕”。凡重要政事的最高命令,一定要皇帝下敕行之,但实际上皇帝自己并不拟敕,而是由中书省拟定。

中书省拟定好诏书后,便会将其送往门下省,由门下省来进行再审查,如果门下省反对此项诏书,便可以进行“驳还”,也就是将拟定好的诏书退回中书省重新拟定。反之,如果门下省同意诏书上拟定的命令,便会将其送往尚书省,由尚书省来执行命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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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就是说,在唐朝,皇帝提出要下达一项命令时,先由中书省拟定好诏书,经皇帝在诏书上批“敕”,并由中书省、门下省在“敕”下加盖印章之后,尚书省才会执行,否则诏书会被视为无效,得不到下级机关的承认。

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皇帝一点权力都没有。比如唐中宗李显曾经想走后门封几个官,这个权力他还是有的,但终究觉得难为情,所以他在写“敕”字时不好意思用红笔作批示,而是改用了黑色的笔,并且用不同于平常的封袋来装,同时李显也暗示了下面的部门,让他们通过。只是这些走后门封官的人,在朝中仍然是被人瞧不起的。

对此,钱穆先生认为:中国的传统政治,并不全由皇帝专制,所以不能说中国古代人毫无法制观念。

02

唐朝的尚书省是政府里最高最大的行政机构,共分为六部,分别是吏部(主管人事)、户部(掌管民政、户口等)、礼部(主管宗教、教育事宜)、兵部(掌管军事)、邢部(掌管司法)、工部(主管建设)。

此六部制度,自唐代到清未,一共推行了一千多年,是我国古代教科书级别的政府组织架构。

一切制度决不会凭空无端地产生,每一项制度的背后都应有理论和思想。

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方面,因为吸取了汉代的教训,唐朝地方行政长官的管辖区域没有汉代那么大了,实行的是州县制。

从级别上来看,唐朝的州相当于汉代的郡,但按管辖的户口数量,州还分为上州、中州和下州;并且地方州县长官无权任用部属,官员全由中央统一任命。

这造成的结果是,地方官员即便是升官,也只能从小州升到大州,下级很少能真正升迁到上级;而中央为防范地方,还派遣官员到各地进行巡察,我们称之为“观察使”。

然而,这些观察使到了地方政府后便不愿再离开,因为他们成为了地方上的一级长官,掌握了地方上的行政所有权。而这也将原本的中央、地方两级政府组织架构转变成了中央、观察使和地方长官这样的三层架构。

后来,因为边境地区不平静,边疆地区的观察使就变成了“节度使”。节度使在其地域,可以指挥军事、管理财政,甚至该地区的用人大权亦在节度使的掌握中,于是渐渐地便形成了“藩镇”,而这也为唐朝的衰败埋下了最大的隐患,因为最后消灭唐朝的正是这些藩镇势力。

03

人才选举上,汉朝的“乡举里选”制度是由地方政府推荐官员的,并且汉朝的制度中规定商人不能做官,做官的亦不能经商;这就把推举人才变成了拥护门第,把觅取人才的标准,无形中限制在了门第的小范围内。

针对这一弊端,唐朝实行了自由竞选的科举制,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,经由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,参加中央的考试;考试由尚书礼部举行,考试合格即为进士及第,进士及第之后就有了做官的资格。

如果说汉代的选举是针对封建贵族开放政权的一条路,那么唐代的公开竞选则是对门第及特殊阶级开放政权的一条路,相比汉代,唐代开放的范围更为广大、更为自由。

但是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弊端存在,唐代的科举制度亦是如此。

唐代科举虽有一定的录取名额,但除了工人、商人不能报考之外,就没有其他报考限制了。于是随着报考人数的增加,录取名额就不得不逐步放宽。

面对求官者多,得官者少的局面,政府无法安插,最后只能扩大政府的组织范围,但还是无法满足每年递增的考试者,最终形成了政权开放中的大弊端:知识分子在寒窗苦读十年后,因终究难以加入仕途,便就此埋下了起义革命的念头。

除了选举制度以外,唐朝的税赋制度与兵役制度也都胜于汉朝。

汉武帝创建的盐铁政策是为了不让民间有过富者,而在经济之上层加以一种限制,但对于下层的贫穷,政府其实并未注意到。所以汉代的田租虽然很轻,但农民并未得到好处,穷人还是很多,政府的轻徭薄赋实际上只让中间地主阶层占了便宜。

唐代实行的田赋制度称为“租”“庸”“调”。

“租”是配给人民以耕种的田地,年老时仍缴还政府;而在其授田时期,则需要负担相当的租额。这其实是继承北魏而来的一种均田制度。均田制与先前的井田制的不同之处在于,井田分属于封建贵族,而均田则全属于中央政府。

“庸”即是役,指人民对国家的义务服役,唐制规定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。

“调”是一种土产贡输,各地人民须把土产贡献给中央,大体只征收丝织物和麻织物。

唐代租、庸、调的租额为四十税一,较之汉代三十取一更为优减;而其主要精神不仅在于轻徭薄赋,更侧重为民制产。

如果说汉代是在社会上层节制资本,而忽略下层贫民,那么唐代则是注重社会下层,由国家来计划分配,而让上层的富民能自由发展。

唐朝的“租庸调”可以说是结束了古代井田、均田一脉相传的经济制度,可惜的是这一制度维持的时间不久。在推行了一段时期后,租庸调制便崩溃了,最后改成了两税制,且茶盐各项都一一进行了收税,因此便与汉代税赋相差不多了。

所谓两税制,是因其一年分夏秋两次收税而得名。租庸调制是按人口数来进行收税,而两税制则是按照持有的田地收税,这是此项制度的优点,但其弊端则是引起了土地兼并、贫富不平等的问题,耕者不能有其田,反而还奖励了地主的剥削,最终使得贫者越贫,富者越富。

04

在兵役制度上,唐朝初期实行的是府兵制,即在全国各地设立“折冲府”,相当于现在的军区。然后根据所招募家庭的经济状况将其分为上府、中府和下府三等。

府兵服役从20岁开始,他们一边耕田一边练兵,兵农合一。他们不仅不需要国家的一分钱、一粒米来给养,且所有的军事装备都是士兵自备的,所有的口粮也都是士兵自己种的;而唐朝政府也不用给士兵军饷,只是免去了服兵役家族的租税和徭役。

如果要打仗了,中央就从地方政府抽调府兵组成军队,再从中央直辖的十六个卫里任命一名将军。需要打仗,就由大将军统领出征,待战事结束后,兵归于府、将归于卫;立了军功者就会进行升勋。

在唐代,武官不干预政治,故而有勋无职,所以武官立功,以勋名奖励;但勋位终究只是荣誉,所以武官的勋名始终被政治要员看不起,渐渐地,军人的地位也就随之堕落了。

唐朝的士兵都是家境殷实之家的子弟,出征时都是自带兵服、马匹和兵器的,而且随身还会带些银子。但连年的对外战争,使他们到了边疆后,不仅被长官剥夺了财物,还会被驱使着昼夜不停地做苦工,最终逼得他们只能逃走跑路,又因为不敢回家,最后就变成了流民。

因而中央政府只好出钱雇佣外族人当兵,安?山、史思明就是我们熟悉的外族人;而由安?山与史思明发起的安史之乱,则将唐朝这个强盛的王朝搅得一塌糊涂,战乱之后更是一片衰败。

唐代是中国历史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枢,唐朝的制度,无论是组织架构还是人才选拔,都有着巨大的影响;而安史之乱不仅引发了唐代政局的大动荡,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由强到弱的分水岭。

就中国历史来论,汉以后有唐,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色且值得我们歆羡的朝代了,直到54年后,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了宋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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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译者/作者:面包不超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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